《吕氏春秋》之《义赏》《用民》原文及翻译
吕氏春秋
原文:
春气至则草木产,秋气至则草木落。产与落,或使之,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物无不为;使之者不至,物无可为。古之人审其所以使,故物莫不为用。
凡用民,太上以义,其次以赏罚,其义则不足以死,赏罚则不足以去就,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今无有。赏罚之柄,此上之所以使也。其所以加者义,则忠信亲爱之道彰。久彰而愈长,民之安之若性,此之谓教成。教成,则虽有厚赏严威弗能禁。故善教者,不以赏罚而教成,教成而赏罚弗能禁。用赏罚不当亦然。奸伪贼乱贪戾之道兴,久兴而不息,民之雠之若性。戎夷胡貉巴越之民是以,虽有厚赏严罚弗能禁。郢人之以两版垣也,吴起变之而见恶,赏罚易而民安乐。氏羌之民,其虏也,不忧其系累,而忧其死不焚也。皆成乎邪也,且成而贼民,故赏罚之所加,不可不慎。
昔晋文公将与楚人战于城濮,召咎犯而问曰:“楚众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对曰:“臣闻繁礼之君,不足于文;繁战之君,不足于诈。君亦诈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诈伪之道,虽今偷可,后将无复,非长术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败楚人于城濮。反而为赏,雍季在上。左右谏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谋也。君用其言而赏后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时之务也。焉有以一时之务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闻之,曰:“临难用诈,足以却敌;反而尊贤,足以报德。文公虽不终,始足以霸矣。”赏重则民移之,民移之则成焉,成乎诈,其成毁,其胜败。天下胜者众矣,而霸者乃五,文公处其一,知胜之所成也。胜而不知胜之所成,与无胜同。秦胜于戎而败乎崤,楚胜于诸夏而败乎柏举。武王得之矣,故一胜而王天下。众诈盈国,不可以为安,患非独外也。
赵襄子出围,赏有功者五人,高赦为首。张孟谈曰:“晋阳之中,赦无大功,赏而为首,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国危,社稷殆,身在忧约之中,与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礼者,惟赦。吾是以先之。”仲尼闻之,曰:“襄子可谓善赏矣!赏一人而天下之为人臣莫敢失礼。”为六军则不可易,北取代,东迫齐,令张孟谈逾城潜行,与魏桓、韩康期而击智伯,断其头以为觞,遂定三家,岂非用赏罚当邪?
(选自《吕氏春秋》之《义赏》《用民》有删改)
译文:
春气到来草木就生长,秋气到来草木就凋零。生长与凋零,是节气支配的,不是它们自然而然会这样的。所以支配者一出现,万物没有不随之变化的;支配者不出现,万物没有可以发生变化的。古人能够审察支配者的情况,所以万物没有不能被自己利用的。
大凡使用人民,最上等的是用义,其次是用赏罚,义如果不足以让人民效死,赏罚如果不足以让人民去恶向善,这样却能使用自己人民的,从古到今都没有。(行使)赏罚的权力,这是圣上用来更好使用人的手段。“赏罚”前面加上“义”,那么忠心、诚信、亲近、爱护的思想就会得到彰显发扬。彰显发扬得长久了,就越能助长这一思想,百姓就会安于这些思想,像是它们成了自己的本性,这可以称作教化的成功。教化成功,那么即使有丰厚的奖赏或是严厉的威势也不能制止改变百姓的思想。所以,善于教化的人,不依靠奖赏惩罚,也可以教化好百姓,教化好百姓,即使是厚重的奖赏或是严厉的威逼也不能制止改变他们的思想。不恰当地使用赏罚(指赏罚不符合道义)也是这同样的道理。奸诈、虚伪、凶残、混乱、贪婪、暴戾的思想就会兴起,长久兴起而不停息,百姓就会相互仇恨,这仇恨就像是成了百姓的本性。戎夷胡貉巴越等族的人一样了,即使有厚赏严刑也不能禁止人们这样做。郢人用两块夹板筑土墙,吴起改变了这种方法因而遭到怨恨,赏罚改变这种情况,人民就会感到安乐。氐族羌族的人,他们被俘虏以后,不担心被捆绑,却担心死后不能被焚烧。这些都是由于邪曲造成的,再说,邪曲形成了,就会对人民有害处,所以施加赏罚,不可不慎重啊。
从前晋文公要跟楚国人在城濮作战,召来咎犯问他说:“楚国兵多,我国兵少,怎样做才可以取胜?”咎犯回答说。“我听说礼仪繁杂的君主,对于礼仪的盛大从不感到满足;作战频繁的君主,对于诡诈之术从不感到满足。您只对楚国实行诈术就行了。”文公把咎犯的话告诉了雍季,雍季说:“把池塘弄干了来捕鱼,怎能不获得鱼?可是第二年就没有鱼了。把沼泽地烧光了来打猎,怎能不获得野兽?可是第二年就没有野兽了。诈骗的方法,虽说现在可以苟且得利,以后就不能再得利了,达不是长久之计。”文公采纳了咎犯的意见,因而在城濮打败了楚国人。回国以后行赏,雍季居首位。文公身边的入劝谏说:“城濮之战的胜利,是由于采用了咎犯的谋略。您采纳了他的意见,可是行赏却把他放在后边,这或许不可以吧!”文公说:“雍季的话,对百世有利,咎犯的话,只是顾及一时。哪有把只顾及一时的利放在对百世有利的前面的道理呢?”孔子听到这件事以后,说:“遇到危难用诈术,足以打败敌人;回国以后尊崇贤人,足以报答恩德。文公虽然不能坚持到底,却足以成就霸业了。”赏赐重人民就羡慕,人民羡慕就能成功,靠诈术成功,即便成功了,最终也必定毁坏,即便胜利了,最终也必定失败。普天下取得过胜利的人很多,可是成就霸业的才五个,文公作为其中的一个,知道胜利是如何取得的。取得了胜利如果不知这胜利是如何取得的,那就跟没有取得胜利一样。秦国战胜了戎,但却在淆打了败仗,楚国战胜了中原国家,但却在柏举打了败仗。周武王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打了一次胜仗就称王于天下了。各种诈术充满国家,国家不可能安定,祸患不只是来自国外啊!
赵襄子从晋用的围困中出来以后,赏赐五个有功劳的人,高赦为首。张孟谈说:“晋阳之事,高赦没有大功,赏赐时却以他为首,这是为什么呢?”襄子说,“我的国家社稷遇到危险,我自身陷于忧困之中,跟我交往而不失君臣之礼的,只有高赦。我因此把他放在最前边。”孔于听到这件事以后,说:“襄于可以说是善子赏赐了。赏赐了一个人,天下那些当臣子的就没人敢于失礼了。”赵襄早用这种办法治理军队,军队就不敢轻慢。他向北灭掉代国,向东威逼齐国,让张孟谈越出城墙暗中去跟魏桓、韩康约定日期共同攻打智伯,胜利以后砍下智伯的头作为酒器,终于奠定了三家分晋的局面,难道不是施行赏罚恰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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