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纪事本末·唐高祖武德九年秋八月甲子太宗即皇帝位》原文及翻译

通鉴纪事本末
原文：
    唐高祖武德九年秋八月甲子，太宗即皇帝位。九月乙酉，上面定勋臣长孙无忌等爵邑，命陈叔达于殿下唱名示之，且曰：“朕叙卿等勋赏或未当，宜各自言。”于是诸将争功，纷纭不已。淮安王以房玄龄、杜如晦等专弄刀笔，功居其上，不服。上曰：“义旗初起，叔父虽首唱举兵，盖亦自营脱祸。玄龄等运筹帷幄，坐安社稷，论功行赏，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国之至亲，朕诚无所爱，但不可以私恩滥与勋臣同赏耳。”诸将乃相谓曰：“陛下至公，虽淮安王尚无所私，吾侪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悦服。 
    丙午，上与群臣论止盗。或请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上又尝谓侍臣曰：“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 
    上患吏多受贿，密使左右试赂之。有司门令史受绢一匹，上欲杀之，民部尚书裴矩谏曰：“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上悦，召文武五品已上告之曰：“裴矩能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傥每事皆然，何忧不治？” 
    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擢为大理少卿。上以选人多诈冒资荫，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几有诈冒事觉者，上欲杀之。胄奏“据法应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对曰：“敕者出于一时之喜怒，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陛下忿选人之多诈，故欲杀之，而既知其不可，复断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执法，朕复何忧。” 
（节选自《通鉴纪事本末》，有删改） 


译文：
    唐高祖武德九年秋八月甲子（初九日），太宗李世民即皇帝位。九月乙酉（初四日），皇上当面决定开国勋臣长孙无忌等人的爵位和封地，命令陈叔达在殿下高声宣读明示，并且说：“我授予众卿功勋赏赐如果有不恰当的地方，你们可以各自说说。”于是各位将领争功，争论不休。淮安王李神通认为房玄龄、杜如晦等只是玩弄笔杆子，不服他们功劳在己之上。皇上说：“起义之初，叔父虽然首先响应义旗，大概是为了谋求使自己免祸。房玄龄等运筹帷幄，国家因而才得以安定，论功行赏，本来就应当在叔父之前。叔父是皇族至亲，我（对他们）的确没有什么偏爱的，只是不可以因为徇私情而（将您）与勋臣同等赏赐。”各位将领于是相互谈论：“陛下极为公正．即使淮安王这样的皇室宗亲都不偏私。我等哪敢不安分守己。”于是都心悦诚服。
    十一月丙午（二十一日），皇上和群臣讨论禁止盗匪的问题。有的人请求以重刑来止盗，皇上嗤笑他说：“百姓成为盗匪的缘故，是因为赋税繁多、徭役沉重，官吏又贪欲勒索，百姓饥寒交迫，因此顾不上廉耻罢了。我要放弃奢华节省费用，减轻徭役减少赋税，选用清廉官吏，使百姓衣食有余，那么百姓就自然不当盗匪了，又何必用严刑重法呢！”从此几年以后，天下太平，路不拾遗，外门不闭，商贩行旅也敢露宿野外。皇上又曾对身边近臣说：“欲望强大那么花费就多，花费多百姓的赋税就重，赋税重百姓就愁苦，百姓愁苦那么国家就危险，国家危险那么君王也就灭亡了。”
    皇上忧心官吏中多有接受贿赂的，暗中安排身边的人试着行贿。有位管理门卫的令史接受了一匹绢，皇上想杀了他，民部尚书裴矩劝谏说：“作为官吏而接受贿赂，他的罪确实应当处死。只是陛下派人送给他而引诱他接受贿赂，这是陷害，让人犯法，恐怕不符合孔子所说的‘用道德去引导，用礼仪去规范’的古训。”皇上听了很高兴，召集文武五品以上的大臣告诉他们说：“裴矩作为官员能据理力争，不因为在我面前就顺从，倘若每件事都这样，何愁国家不能大治？” 
    皇上认为兵部郎中戴胄忠诚清廉、公正无私，所以提升他为大理少卿。皇上因为很多候选官假冒资历和门荫，发布赦令让他们自首，否则就处死。不久有假冒者被发觉，皇上想杀了他们。戴胄上奏说“按照法律这些人应该流放”。皇上大怒说：“你想守法，而让我失信于天下吗？”戴胄回答说：“赦令（只是）出于（君主）一时的喜怒变化，法令则是国家用来向天下昭示诚信的。陛下愤恨候选官多有欺诈，所以想杀了他们，但是既然知道不能这样处置，又依照法律裁断，这是忍受小的愤恨而存留大的诚信的做法。”皇上说：“你能执掌法务，我还有什么可担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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