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平武昌，即议律令》原文及翻译

明史
原文：
    明太祖平武昌，即议律令。吴元年①冬十月，命左丞相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参知政事杨宪、傅珮，御史中丞刘基，翰林学士陶安等二十人为议律官，谕之曰：“法贵简当，使人易晓。若条绪繁多，或一事两端，可轻可重，吏得因缘为奸，非法意也。夫网密则水无大鱼，法密则国无全民。卿等悉心参究，日具刑名条目以上，吾亲酌议焉。”每御西楼，召诸臣赐坐，从容讲论律义。十二月，书成，凡为令一百四十五条，律二百八十五条。又恐小民不能周知，命大理卿周桢等取所定律令，自礼乐、制度、钱粮、选法之外，凡民间所行事宜，类聚成编，训释其义，颁之郡县，名曰《律令直解》。太祖览其书而喜曰：“吾民可以寡过矣。”
    洪武元年，又命儒臣四人，同刑官讲《唐律》，日进二十条。五年，定宦官禁令及亲属相容隐律②,六年夏，刊《律令宪纲》，颁之诸司。其冬诏刑一部尚书刘惟谦详定《大明律》每奏一篇命揭两庑亲加裁酌。及成，翰林学士宋濂为表以进，曰：“臣以洪武六年冬十一月 受诏， 明年二月书成。篇目一准于唐：曰卫禁，曰职制，曰户婚，曰厩库，曰擅兴，曰贼盗，曰斗讼，曰诈伪，曰杂律，曰捕亡，曰断狱，曰名例。采用旧律二百八十八条，续律百二十八条，旧令改律三十六条，因事制律三十一条，掇《唐律》以补遗百二十三条，合六百有六条，分为三十卷。或损或益，或仍其旧，务合轻重之宜。”九年，太祖览律条犹有未当者，命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广洋等详议，厘正十有三条。十六年，命尚书开济定诈伪律条。二十二年，刑部言：“比年条例增损不一，以致断狱失当。请编类颁行，俾中外知用遵守。”遂命翰林院同刑部官，取比年所增者，以类附入，改《名例律》冠于篇首。
（选自《明史•志第六十九》）
（注）①吴元年：朱元璋在建立明朝前一年为自己建了一个字的年号“吴”。②亲属相容隐律：是指在一定范围内亲属可以相互包容隐瞒犯罪，法律不予制裁或减轻处罚。


译文：
明太祖平定武昌之后，就与臣下商议修律令之事。吴元年冬十月，太祖任命左丞相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参知政事杨宪、傅瓛，御史中丞刘基，翰林学士陶安等二十人为议律官，告谕他们：“法律贵在简洁恰当，使人容易明白。若是条目头绪繁多，或者同一罪有两种判法，可轻可重，司法官吏得以凭借机会谋私作弊，这不合法律的本意。如果鱼网太密，则水中无大鱼；法网太密，则国内就没有不受刑的臣民。诸位全心比较研究，每天写出些刑名条目奏上来，我亲自斟酌思考。”太祖每次驾临西楼，都召见诸臣，赐给座位，悠闲舒缓与他们讲论律文要义。十二月，律书写成，共有法令一百四十五条，律条二百八十五条。太祖又怕小民不能都知道法律，命令大理卿周桢等取出所定律令，自礼乐、制度、钱粮和选法之外，凡是与民间事务有关的条文，分类编辑成册子，解释其意义，颁发这些册子给郡县，称之为《律令直解》。太祖翻阅此书，兴奋地说：“我的臣民可以少犯错误了。”
洪武元年，太祖又命令儒臣四人同执法官讲习《唐律》，每天上奏二十条。五年，制定宦官禁令及亲属相容隐律；六年夏，刊印《律令宪纲》，颁发给各部门。当年冬天，太祖下诏刑部尚书刘惟谦详细制定《大明律》。每上奏一篇，皇帝就叫张贴于两边廊庑下，亲自加以裁夺。等律书修成，翰林学士宋濂写表进奏，说：“臣于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受诏，次年二月律书修成。篇目完全依《唐律》为标准，称作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和名例。采用旧律二百八十八条，续作律文一百二十八条，将旧有法令改为刑律的有三十六条，根据事情的需要制定的律文有三十一条，并选取《唐律》作为补遗的有一百二十三条，总共六百零六条，分为三十卷。有的删减，有的增补，有的沿袭其旧制，务求轻重适合恰当。”九年，太祖发现律条还有不恰当的，命令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广洋等详细讨论，改正了有十三条。十六年，又命令尚书开济定下诈伪罪的律条。二十二年，刑部官员说：“近年来条例增损不一，以致断案失当。请求将律条按类编印颁行，使朝廷内外都知道应遵守的规则。”于是太祖又命令翰林院会同刑部官员，选取近几年增加的条文，按类附入《大明律》，定为《名例律》，放在篇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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